养生，因酒方而火热
草本植物，自然扎根于原乡大地。生长在不同高山、森林、平原的无数植物，最后的归宿往往既在药方中，也在饮食里。
中国历史上可入酒的草本植物，可谓数不胜数。唐代杜牧尝过“贾府松醪酒”，赞它“秋来美更香”；王安石在新年的爆竹声中，感慨“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……他们喝过的松醪酒、屠苏酒，都离不开松针、白术、桂枝这些草本植物。
而如果要聊起草本与酒的“集大成者”，非明代莫属。随着元明时期蒸馏技术的不断成熟，也得益于明代对酒税并入商税（《明史·食货志》：酒按“凡商税，三十而取一”。），大体上放任私酿私卖的举措，使得酒业的发展迎来了另一个高峰。
首先的变化，是高度酒的横空出世。它顿时解决了从前以发酵酒为酒基的草本酒不能长期保存的难题，于是更多的植物被加入酒中。
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与好奇探索它们之间的配伍秘诀，李时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他的旷世著作《本草纲目》中，“酒”字出现了5600 次，酒方200 多个，包括“屠苏酒”“五加皮酒”“地黄酒”“牛膝酒”等等，其中多以草本入酒。可以想象，当热烈奔放的酒，遇上一位冷静严谨的医者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
李时珍所创制并收录的1万多个处方中，“热酒服”“酒服”“擂酒服”“酒煎服”成了一系列高频词。他对酒的态度是，“酒，天之美禄也。面曲之酒，少饮则和血行气，壮神御寒，消愁遣兴。痛饮则伤神耗血，损胃之精，生痰动火”。正因为懂酒，他才将酒性与植物的性情融合、拿捏得游刃有余。要么直接用酒治疗，要么以酒浸泡、调配各类草本植物，要么用酒来炮制药材。当人参泡进酒中，则补中益气；茯苓酒暖腰温膝；菊花酒袪风明目；茴香酒理气止痛……因而，明代的草本酒除了沿袭过往的风雅外，还掀起了一股浓浓的滋补风，并逐渐渗透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引领全民养生保健热潮。
某种程度上，《本草纲目》是明代大众以酒养生的缩影，折射了人们对于养生酒所采取的一系列尝试和成果。李日华所著的《六研斋笔记》同样提到：“麰麦之精，黍稌之英，养以火齐，沦以淳清，酒有自然之味焉，尊生家稍辅以药物，贵其得将而善达也。”当拥有“自然之味”的酒遇上“自然生长”的草本，其迸发的潜力，不容小觑。
草本，养生酒的“酒搭子”
比起酒和人之间的距离感，酒和植物的关系倒是一直稳定且紧密。从理论上说，无论是自制的薄酒，抑或是珍贵的佳酿，本体都是自然界中花叶、果实与根茎的化身。
进入明代，“露酒”成了时代的宠儿。 它通常以蒸馏或发酵酒为基，以果汁、糖汁、草本与芬芳物质勾兑而成，也可以通过醅酝入料或蒸馏取露的方式获取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民间创制的露酒种类不断增多，其中北京各酒坊所出产品，被统称为“京华露酒”。距离我们更近的《天咫偶闻》就记载了很多品名的露酒：“如玫瑰露、茵陈露、苹果露、山楂露、葡萄露、五加皮、莲花白之属。凡有花果，皆可名露。”酒中浸泡的各色花果枝叶，其表面会凝结细小的水珠，宛如自然界草木成露的形态，故而名“露酒”。此外， “露”也有暴露之意，就像把植物曝于酒中，使其有效成分浸淫而出那样。
露酒之所以受到大众的追捧，一是源于其独特的风味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的养生属性。
明代顾璘的《山中集》有过这样的描述：“……药和宜老病，梅赏称先春。野客惭空腹，陶然得醉醇。”这些本就作为药物使用的草本植物，常常会出现在露酒的配置清单里，作为其中常见“酒搭子”，岷归、党参、黄芪、枸杞，俱是露酒最好的“伴侣”。
以岷归为例。它指的是生长于甘肃岷县及周边地区（如宕昌、漳县、渭源等）的当归。关于它的品种和产地的记载，自古以来并不纷繁，最早见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多为“马尾”和“蚕头”两种，但唐代《新修本草》指出，蚕头当归已逐渐不被使用，以马尾当归为优。于是，以种植马尾当归为主的岷县便成为当归里最优的产地，一直以来都有“千年药乡”“天然药库”之称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这样描述生长于甘肃岷县的当归：“……秦归头圆、尾多，色紫、气香，肥润者名马尾归，最胜他处。”卢之颐还在《本草乘雅半偈》中做了一番比对：“……他处者头大尾粗，色白枯燥，名头归，不堪用也。”
至于枸杞，在《诗经·小雅》中就以“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”的记载出现，唐时便成为养生保健酒的主力军，可“补虚，去劳热，长肌肉，益颜色，肥健人”。
而在《本草纲目》里，李时珍对黄芪的名称做了解释：“耆，长也。黄耆色黄，为补药之长，故名”，认为它是补气的要药。
养生酒，不曾消逝的传统
为什么露酒广泛应用在明代社会里？首要原因当然是医学水平的发展，人们发现：酒是很好的溶剂，可以将浸泡材料中的大部分物质有效溶解，且不与它们发生化学反应。这种基本的萃取原理虽然很早就被先人所掌握——比如唐代的《外台秘要》就曾记载枸杞酒的做法：“用生枸杞子五升，捣破，绢袋盛，浸好酒二斗中，密封勿泄气，二七日。服之任性，勿醉。”，但是直到明代，才开始被真正发扬光大。
更深层的原因，则是来自明代养生理念的转变。在儒家思想盛行的明代，养生和“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”的儒家思想之间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，人们将祛病、强身、补气、补益等种种健康诉求，一同并入养生理念里。
于是，明代的养生酒开始带有十分强烈的保健滋养趋向。万历十九年（1591 年），明朝文人高濂曾在《遵生八笺》酿造类的开篇写下：“此皆山人家养生之酒，非甜即药，与常品迥异，豪饮者勿共语也。”一方面，从中能看出明代人已经将养生酒和其他用于饮用的酒进行了区隔；另一方面，也能窥见明人对养生酒的态度：酒虽好，但也不要贪杯。
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明代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记录了“内人沈氏自酿的十品露酒”，其中包括了人参酒、梅花酒、松针酒、何首乌酒等今天仍能见到的酒品。在明末人称“药地和尚”的方以智所编撰的《物理小识》中，还详细记载了药酿的步骤：“一分烧酒，二分窨，苎袋盛药浸之……窨三年妙甚，药随宜袪。”诸如此类的证据都足以证明，明代的养生酒，拓展到了更广阔的生活层面。
植物之于酒，古往今来，交互频繁，既是一部绵延不绝的文化史，亦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与灵感之源。